他心系革命初心，拒绝名利，低于标准的离休生活不计较

1982年，西安，李赤然在离开领导岗位多年后，收到了正式的离休通知。他被安排到兰州军区空军西安干休所，享受正兵团职的待遇。这个安排在当时看来并不算低，干休所里有兵团级的住房和明确的生活保障。然而，当李赤然入住后，面对的却是一套并不理想的住房。房屋位置临近道路，噪声明显，环境也欠佳，面积也只有180平方米，而根据规定，正兵团职干部的住房应达到270平方米，两者相差90平方米的空间是相当显著的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周围垃圾清理不及时，也影响了他的日常休养。有人为他不平，质疑为何不按规定办事，李赤然却只是淡淡地说：“这些事情，能过去就过去了。”这句话反映了他的处世哲学，与其经历息息相关。

李赤然出身于陕北红军，早年长期在西北地区从事革命活动。在1933年前，他主要从事地方地下工作，后来加入红军，担任过重要的政治职务。土地革命时期，陕北的革命力量十分有限，工作条件艰苦，许多干部不仅要进行组织工作，还需参与实际斗争。尽管李赤然有机会升迁，但在红军时期，他曾被考虑担任军级政治工作职务，却因人事变动而由他人接替，这对之后的个人履历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他在陕甘宁、晋绥联防军和西北野战军系统工作，担任过旅、师一级的政治职务，同时在政治机关中负责重要工作。从革命资历来看，他并不浅，但在实际职务上与那些长期担任军级主官的将领难以相比。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，评定军衔并不简单，必须综合考虑革命资历、所在部队、战功表现以及长期任职的情况。尤其是对一些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部队，其代表人物往往需要获得相应的军衔。

对于陕北红军而言，这一历史背景十分重要，尽管人员不多、装备有限，但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李赤然如果仅根据解放战争期间的职务评估，确实难以进入上将行列，而中将的评定则取决于对陕北红军代表人物的整体安排。虽然他有理由对此产生判断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一定能获得那个级别的军衔。

更令人感慨的是他所经历的落差。1962年，李赤然调任南京军区空军，成为副政治委员。几年后，他离职被安置于西安雍村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，每月仅有数十元的生活费，这让他遭受了相当大的经济压力，他的战友们也曾给予帮助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随着问题的复查，他的待遇和历史评价逐渐恢复。1982年离休制度调整之后，他按正兵团职标准办理了离休，但是住房及相关维修费用却未能完全落实到位。尽管有明确的住房补修标准，实际拨付却明显不足，导致房屋需要修缮而缺乏资金，居住环境很难符合规定的标准。直至十年后的某个时刻，干休所才为他增加了7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，但与标准仍存在差距。

李赤然在谈及这些问题时并未表现出激动，他认为，如果自己一味纠结于个人待遇，凭借过往的资历和经历或许能够争取到更高的军衔与待遇，但那并不是他最在意的事情。他并非缺乏判断力，反而非常清楚自己在革命团队中的位置，也明白军衔、任职与待遇之间的复杂关系。对一位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老干部而言，名次和待遇并不是衡量一生的唯一标准。

然而，个人不争，并不意味着规定就会被正确执行。住房少了90平方米，维修费用未能落实，这些具体的数字，比一句“待遇不低”更能反映当时的情况。虽然李赤然没有成为上将或中将，但这与职务、战功的考量，以及不同部队历史地位之间的平衡都有关系。而离休后的住房问题则是另一回事，与军衔的高低不可混淆。西安干休所于李赤然离休多年后才增加他住房面积，这一迟来的调整既是对规定的一种补充，也清晰展示出一个事实：尽管老干部的历史评价可以很高，但具体待遇的落实依然需要一项项手续和数字来实现。